无论是计划之中的孩子，还是意外怀上的孩子，圣经都告诉我们，孩子是主所赐的礼物。创造论教导我们要持守积极生育的立场（即支持生育），所以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肯定孩子本身的美善和价值。但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，教会也不得不面对一些关于如何生育的沉重话题。

代孕，是一种由第三方代为怀孕、生产的辅助生殖技术。通常，这是那些无法自然怀孕的个人或伴侣所采用的方式，包括不孕不育的男女、没有伴侣的人，或LGBT+群体。传统代孕的做法是使用代孕者本人的卵子，与目标父亲或精子捐献者的精子结合，通常通过宫腔内人工授精（IUI）完成，而不是体外受精（又称试管婴儿，IVF）。如今更常见的妊娠代孕则是通过体外受精，将目标母亲（或卵子捐献者）的卵子与目标父亲（或精子捐献者）的精子结合，再将胚胎植入代孕母亲体内。因此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代孕母亲与所怀胎儿在基因上没有任何关系。

对于敬虔的福音派基督徒而言，代孕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伦理议题。我认识一些忠心的基督徒，他们支持甚至参与了代孕。这并不是什么抽象的神学讨论，而是真真切切地影响着一个个按神形象所造的人。如果我们反对某些辅助生殖技术，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否定了一些人成为亲生父母的可能性。而这种否定，对于深受不孕不育或未得子嗣之苦的人来说，可能是一种极大的伤痛。讨论这个话题，需要以牧者般的关怀和审慎态度对待。

试管婴儿（IVF）与代孕

代孕和IVF这两种做法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，往往会引起福音派信徒的类似反应。尽管IVF技术可以单独讨论，但代孕，尤其是目前最常见的妊娠代孕，却无法脱离IVF而单独讨论，因为它是整个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然而，代孕还有一些道德层面的问题，IVF没有涵盖到，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特别关注和思考。

自 1996 年以来，美国已有超过一百万名婴儿通过辅助生殖技术（ART）出生。如今，有约 33%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自己用过这类生育技术，或认识使用过的人。目前，美国每 100 个新生儿中，就有大约 2 个是通过ART出生的。许多福音派基督徒可能根本不会将这视为道德议题，但基督徒应当认真思考试管婴儿和代孕背后所涉及的伦理问题。

虽然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迫切的道德议题，但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，并不是要为大家下定论，而是想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和顾虑。到底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医疗科技是合宜的？从呼吸机到整形手术，这样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，因为它取决于许多重要的因素。但无论如何，有一些关键的顾虑，是基督徒在考虑是否参与代孕、或鼓励他人这样做之前，必须认真权衡的。

圣经的核心关切：创造、不育与生育

我们必须认真探究圣经对婚姻、性、生产、教养、人的生命、身体与尊严的整体教导。我们都认同圣经在这些议题上确有启示。因此，基督徒的任务不是拿着预设立场去寻找经文佐证，而是要仔细观察神对人类、婚姻制度和家庭的神圣旨意。

神设立婚姻，并不只是为了让人生育后代，但生育确实是性结合所承担的一个重要目的，是神所命定的祝福与命令（创 1:28）。然而，由于罪的缘故，女人生育的祝福也夹杂了咒诅：她生育时将多受苦楚（创 3:16）。

根据旧约学者约翰·沃尔顿（John Walton）的解释，“生育的痛苦”其实包括对能否怀孕的焦虑：“这种痛苦包括：她是否能够怀孕（在古代社会，这是一个关乎地位的大问题）；怀孕期间各种身体上的不适；担忧胎儿的健康；以及担心自己和胎儿是否能平安度过分娩过程。”

围绕怀孕的不安，也就是在不孕、丧偶或政治迫害的威胁下，为要延续上帝子民的血脉所付出的挣扎，是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。圣经中的许多女性（如撒拉、拉结、路得和以斯帖）都曾面临一个关键抉择：是在信靠耶和华的前提下延续“后裔”（也就是上帝的子民），还是试图用自己的办法走捷径。

《创世记》3:15 被称为“福音原型”（protoevangelium），在那里耶和华应许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这个应许最终在耶稣身上成就。他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，他会战胜撒但，带来新生命。但我们从整部旧约中也清楚看见，神关心的从来不只是结果，祂也在意祂的应许是如何实现的。

子宫的禁果：撒莱与夏甲的故事

旧约中有两段关于不孕的记载，与代孕伦理问题密切相关（《创世记》16:2 中撒莱与夏甲的故事，以及 30:1-4 中拉结与辟拉的故事）。这两起事件都建立在奴隶制度之上，而其中撒莱与夏甲的例子尤为值得深入探讨。

神曾应许亚伯兰与撒莱将会有后裔，但他们渐渐失去了耐心。撒莱对亚伯兰说：“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”（创 16:2）。就如同夏娃“摘下”并“给了”那禁果（创 3:6）一样，试图攫取神尚未赐下的恩典，“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”（创 16:3）。夏娃摘取的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而撒莱则“摘取”了子宫的果子。神应许亚伯兰会有后嗣，但他们却采取了另一条办法，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成就应许，因为“耶和华使撒莱不能生育”（16:2）。

作为奴隶，夏甲属于她的主人和主母，因此她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也被视为他们的财产。读者在这段叙述中往往对夏甲心生怜悯，因为我们知道，以实玛利是她的亲骨肉，而不是撒莱的。这样的安排本质上剥夺了夏甲生育的自主性与尊严。欧唐纳文（Oliver O’Donovan）对此解释道：“问题的核心（如同奴隶制本身）并不在于这种剥夺是出于自愿，而在于它根本不该发生。任何这样的制度，都必然践踏人的尊严。”

代孕还是承嗣？——娶寡嫂制度的探讨

旧约中另一个制度是娶寡嫂（Levirate marriage）。当男子死后，其兄弟娶他的遗孀为妻，“所生的长子必归在死兄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”（申 25:6）。有人或许会主张，这位活着的兄弟某种程度上等同于“精子捐赠者”，因为所生的孩子是以死兄的名义被接纳为后裔的，因此这一制度似乎也为某种形式的生殖干预提供了先例。然而，这里的“继嗣”仅限于社会和法律层面，是为了继承产业与延续名份。这并非是在原先婚姻关系之内引入第三方的干预；原本的丈夫已死，寡妇是再婚于其夫之兄。《利未记》的律法更是明确禁止一人“露出兄弟之妻的下体”（利 18:16），表明这种关系在其兄尚在时是被严禁的。

总的来说，圣经的叙述促使我们思考，代孕是如何把代孕妈妈和孩子“工具化”的，他们沦为一种手段，满足那些“想做父母的人”的愿望。而在整本圣经的故事里，我们找不到任何第三方介入生育（比如代孕）还被神认可的例子。

属灵方面的考量：欲望的错位

1984 年，欧唐纳文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：人是“被生的”（begotten)，不是“被造的”(made)。尼西亚信经宣告圣子是永恒从父所生（begotten），而非被造（made）；然而，受造界万物，包括人类，都是神所造。欧唐纳文指出，神造人类，赋予我们能“生养”与自己相像的后代，但神自己则永远是那位创造者。然而，如今我们却把原本是“生”（begetting）的过程，交换成了“造”（making）的工程，用技术代替了恩赐。在永恒中，父神从自己的本性中生出（beget）圣子，而我们则是神在祂之外创造（make）的受造物。而今我们对代孕儿女的处理，也正是如此。我们不再在婚姻与生命的合一中生出儿女，而是“在外面制造”，置自己于神的地位。

不孕所带来的心理与情感痛苦，常常（虽然不总是）驱动人们使用生殖科技来解决问题。而正如欧唐纳文指出的，这种“必须有孩子”的想法，其背后是当代文化对“自由”的一种理解：自由就是“不受苦”。为此，我们转向雅克·艾吕尔（Jacques Ellul）所谓的“技术”（technique），来减轻痛苦——虽然技术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，但唯有在神所设定的良善秩序中，技术的使用才是合宜、正当的。

当第三方以个人身份介入时，生育的美善就被扭曲了。马修·阿博（Matthew Arbo）在《走过不孕之路》（Walking Through Infertility）中指出：“代孕的前提之一，是认为婚姻盟约只关乎属灵的合一，而不涉及肉体的参与；好像婚姻不能对身体提出要求。”但事实恰恰相反，婚姻当然关乎身体。在《公祷书》（Book of Common Prayer）的古老婚礼仪式中，新郎在为新娘戴上戒指时，曾庄严地说：“我以我的身体敬拜你”（With my body I thee worship）。

生育是性生活可能的结果，但不是性本身的焦点。性乃是夫妻之间的合一。换句话说，孩子或许是性行为的目的，但配偶始终是性行为的核心。这一点至关重要。孩子并不是我们意志的产物，而是上帝旨意的产物，藉着我们身体的合一而实现。若将孩子置于婚姻合一“之上”，乃至”之外“，我们就是把对儿女的渴望放错了位置，成为一种错乱的欲望。夫妻当然可以透过自然计划生育来实现神的旨意，也可以在不打算生育的情况下享受性生活。但试管婴儿（IVF）与代孕却以独特的方式，使孩子变成一个“项目”——不再是婚姻之爱自然的果子，而是脱离身体合一的产物，将生育与性割裂。

关系层面的忧虑：破碎的家庭

代孕所带来的问题，不只是伦理上的争议，也深刻影响孩子最初的关系归属。它常常使一个孩子从出生起就与生母、生父，或代孕母亲中的一方分离，破坏了他与亲密关系的自然连结。

有人可能会反驳说，那为何收养就没有同样的问题？毕竟，收养也会让孩子与亲生父母分离，许多被收养的孩子因此会失落哀伤。然而，收养是在无法避免的情况中所做出的修复。孩子已经出生，却无法得到亲生父母的照顾。即便如此，收养父母仍需深思熟虑，是否真正为孩子的益处着想。只有在孩子确实需要父母的前提下，收养才是良善、美好的；若仅仅是因为大人想要孩子，那便是欲望错位。收养虽不完美，却可能成为一个充满恩典的方式，为孩子带来更温暖的家庭环境。

在代孕的特殊情境中，某种形式可能例外，那就是“胚胎领养”（embryo adoption），又称“雪花宝宝”（Snowflake Babies）。在美国，仅冷冻胚胎的数量就介于 500 万到 1000 万之间。这些胚胎将一直处于冷冻状态，一旦其“父母”停止支付保存费用，它们便会被遗弃或遭到销毁。我们不能对此心存幻想。这是一个真实而严峻的道德危机。正如马修·李·安德森（Matthew Lee Anderson）所说：“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，而是一场严重的道德危机。”他提醒我们，若胚胎领养的做法，继续维系那种视孩子为可制造、可储存之物，那么我们就必须对这种做法保持警惕；但若我们能彻底拒绝这种思维方式，那么胚胎领养就有可能成为一个虽不完美，却带有救赎性质的方式，拯救一条生命，赋予他们一个家庭。目前，唯一获得全面许可、提供胚胎领养服务的机构是夜灯基督教收养机构（Nightlight Christian Adoptions）。

然而，除此之外的所有代孕形式，尤其是为了同性伴侣而进行的代孕，几乎都是有意让孩子出生在一个本就关系破裂的环境中。在这样的安排下，孩子往往一出生就被剥夺了在父母双亲关爱中成长的机会。即使是异性婚姻中的夫妇，若借代孕来孕育他们的亲生子女，研究显示孩子仍可能在成长过程中经历情感困扰和身份认同的挣扎。

代孕似乎使“谁是父母”这一根本问题变得随意，也让人产生疑问，到底是谁“造”了这个孩子？是医生？是代孕母亲？还是那对想要孩子的“父母”？在这样的安排中，父母身份的意义被模糊，人的最基本关系被简化为一纸法律合同。更严重的是，代孕颠覆了神学人论的基本原则，使人的尊严和家庭秩序屈从于现代社会对“美好生活”的定义。这种做法，不仅误解了生命的本质，也扭曲了人类最亲密关系的真实意义。

伦理上的忧虑：胎儿商品化

代孕的本质，是将代孕母亲与孩子商品化。在商业代孕的情形中，女人“出租”自己的子宫以换取报酬。这不仅剥削了同意代孕的母亲，更加深了对尚未出生、无法行使不同意权的婴儿的伤害，许多地区甚至连最基本的法律保障都尚未建立。

仅凭支付报酬和自愿意愿，并不能消除剥削的可能性。以“性工作也是工作”这句荒谬口号为例：它确实属于劳动形式，性工作者也确实获得报酬，性交易有时也带有一定自愿成分。但这种行为永远具有贬低人格和剥削性质，因为性交易本质上不存在体面的交易方式。神圣之物无法被出售，只能遭窃取。同理，商业代孕即便自愿且有偿，其剥削本质也不会改变。再多的金钱，也无法偿付这其中真正的代价。

即使在所谓“无偿代孕”或“利他型代孕”中，母亲是出于爱心“捐出子宫”来承载他人之子，婴儿仍被视为一种基于“供需关系”而生产的“产品”。马修·阿博（Matthew Arbo）指出：“问题在于，我们误以为只要动机纯粹、出于善意，就足以使这行为在道德上正当……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‘生育’，而只是‘复制’。”

根据美国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（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）的卡特·斯尼德（Carter Snead）与尤瓦尔·莱文（Yuval Levin）的研究，整个代孕与辅助生殖产业“危机四伏”：技术发展完全缺乏监管，对母亲与婴儿健康的长期研究近乎空白，许多未经证实的实验性操作已然成为日常程序。更令人警惕的是，性别筛选、基因检测与优选服务已被广泛商业化，人类的身体与器官被公然当作市场商品进行交易。

在硅谷，一个“新优生主义”浪潮正迅速崛起。仅 2022 年，投资辅助生殖科技的新创企业所筹得的资金就高达 8 亿美元。例如，兰花公司（Orchid）便提供胚胎的“基因风险评分”，针对糖尿病、癫痫、癌症、肥胖、神经发育障碍等进行筛查。在介绍自闭症与智力障碍筛查服务时，该公司宣称：“我们帮助父母识别胚胎中已知的神经发育疾病基因，从而作出更有信息支持的决定。”而另一家创业公司赫利奥斯佩克特基因组学（Heliospect Genomics），甚至宣称只需 5 万美元就可筛选出“高智商胚胎”。该公司资深人员乔纳森·阿诺马利（Jonathan Anomaly）公开倡导“自由优生主义”，声称：“如今在不考虑孩子可能具备哪些特质的情况下‘掷下基因骰子’来生育，已越来越站不住脚。”

这些企业所追求的远景，是对生殖过程的全面控制，让想当父母的人可以挑选基因“更优”的胚胎，将其余的淘汰。

未来的路

一些基督教伦理学家近期联合撰写了一份声明，名为《为家庭预备未来》（A Future for the Family），指出当今的科技已将“孩子的数据、关系与身体商品化”。面对这样的严酷现实，他们提出一项原则：应当支持女性自然地怀孕、妊娠、生产并养育儿女，而非试图绕过或截断女性生理机能，更不应将女性身体简化为可租赁的器官。

这种思路也与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所倡导的修复性生殖医疗（restorative reproductive medicine）理念相契合。这种医学方法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医师主导，其重点在于纠正生育系统中的异常问题，而非压制、破坏或绕过正常的生育功能。

我们当然无法（也不应）全盘否定现代医学科技所取得的进展，但我们仍然必须重新思考：我们使用这些技术的方式与目的是否合宜？我们是在协助人体维持健康、尊重其自然秩序？还是试图绕开身体本身，以实现我们的欲望？这不只是个人生育的议题，更是当代社会、家庭结构，乃至教会未来的深刻挑战。

著名伦理学家斯坦利·霍华沃斯（Stanley Hauerwas）在比拜欧拉大学（Biola University）的采访中曾沉痛地说：“如果一百年后，人们提到基督徒时，说他们是那群不杀孩子、不杀老人的人，那我们至少做对了一件事。”

但愿将来世人认出我们，不仅是因为我们不杀害孩子，更因为我们不买卖他们。

Noah Senthil（诺亚·森瑟尔）毕业于惠顿大学，现在在拜奥拉大学（BIOLA University）担任客座教授，也是福音联盟的助理编辑。